“下海”教授无奈辞归“象牙塔”

以生产特种纸为主业的浙江凯恩集团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1997年开始涉足高科技项目镍氢电池的开发生产，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一直未获成功。1998年初，凯恩集团联合他人共同投资600万元成立了杭州凯恩电源电器公司，委托浙江大学新材料与材料物理研究所教授潘洪革负责镍氢电池的技术开发。经过半年的努力，企业解决了一系列生产工艺问题，实现了批量生产，产品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外著名厂商纷纷上门订货。可是，就在公司呈现可喜的发展势头，潘洪革按规定可取得可观报酬时，他却向凯恩集团董事长王白浪提交了辞职申请。

32岁的潘洪革博士毕业不到一年就当副教授，两年后又破格晋升为教授，是浙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刚参加完国家863计划会议的他对记者说：“我当初去凯恩，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浙大的名誉，为了对得起企业的信任。”据他介绍，浙大是国家镍氢电池科研基地，研究水平居国际领先。一年多来，潘洪革把精力都放在了镍氢电池产业化上。但是，科技成果产业化在学校不作为考核内容，而产业化过程中的研究心得又因商业保密不能写成论文公开发表，很难形成学术成果。而这时，浙大系里也开始搞聘任制，“潘洪革不务正业”、“在外面私自捞钱”的风言风语更让潘洪革萌生退意。“从内心讲，我很愿意把电池产业化做下去，而且也很有信心，但再这样下去，会影响到我的学术前途，失去很多好机会，如申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浙江省专项青年基金、国家973计划项目等。非要我在学校还是企业、科研还是推广应用之间做选择不可，我只好选择前者。”

“虽然我们公司镍氢电池的质量已是一流水平，但离开了潘洪革，产品能否在市场中站稳脚跟，还是个未知数。”在凯恩集团，王白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对潘洪革教授的辞职感到非常意外。公司的产业化能够给他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但没有能力使他成为高级教授、工程院院士。潘教授对镍氢电池的研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比其他人更希望早日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规模化生产。但现实却让他面临难堪的选择：要凯恩，还是要浙大？搞产业化，还是搞学术？成为物质的富有者，还是成为精神富翁？我尊重他的选择，但对我国的技术创新机制、政策、观念等方面的问题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我国是国际上镍氢电池基础研究起步最早的国家之一，目前研究水平也处于领先地位，但是产业化程度却远远落后于日本，为什么？从潘教授的辞职一事不难找到原因，那就是缺乏一支产业化科技大军。”王白浪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首先在于重学轻商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在人们的心目中，大学、研究所是高尚的，而企业、公司是俗的；教授写论文是高深的，工程师搞应用是浅薄的。科技人员从大学、科研单位到企业叫“下海”，这一个“下”耐人寻味。其次，在这种传统观念下形成的对科技人员的评价标准、晋升考核体系等社会激励机制与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要求不一致，比如评定职称主要以论文为依据，重理论成果轻应用成果。一项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比一百项鉴定后束之高阁的科研成果更有价值，而且科研成果的产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技术创新的过程，要投入更多的资金，需要更多的科技人员参与，比实验室阶段更艰苦、难度更大。我们需要创造一种能让他们同时成为精神和物质上的富翁、鱼和熊掌能够兼得的社会机制。

潘洪革辞职一事已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我国著名的镍氢电池研究专家、浙大教授王启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镍氢电池在产业化过程中，要面临温度、湿度的变化等许多问题，这些都需要科研人员继续进行研究。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其实是实验室研究的延伸，它应该是科研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学校应该将从事科研成果产业化的工作纳入正常的科研考核。像潘洪革这样在企业搞产业化的教师，得不到与其他教师相同的待遇，这实际阻碍了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据他介绍，美国的许多高校鼓励教授参与企业的工作，每周给一天的正课时间让教授到企业去工作。日本高校几乎每一位教授都与工厂有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

杭州商学院副教授盛亚博士认为，为什么我国科技进步对生产力贡献率只有30％左右，而在西方这一比例高达70－80％，原因就在于受观念和制度的制约，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能力低下，技术创新呼唤制度创新。当前首要的任务要在制度上扭转重研究轻转化的倾向，别再让潘洪革这样的科技人员做痛苦的选择了。